作者：艾伦

　　摘 要：提出“教育装备依赖”现象的普遍存在，分析产生教育装备依赖的原因，阐述其造成的不良后果，希望据此达到引起人们重视的目的。

　　关键词：教育装备依赖 场依存型 场独立型

　　一个新技术的出现(如：计算机、多媒体、互联网、云计算、电子白板、iPad、电子书)，人们总是很迅速地将其作为教育装备引入教育教学中，而很少首先考察它们的教学适应性。由这些现代新型教育装备构建起来的教学系统越来越受到重视，它们的教学作用经常未做验证地被夸大、被神话，甚至有将教育教学改革目的的达成，寄托在类似于这样的教学系统以及几个引进的计算机软件平台使用上的趋势。本文称这一现象为“教育装备依赖”。

　　1 教育装备依赖的矛盾现象

　　在教育均衡性问题中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人们心中都有一个未曾清算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他们天然地认为，教育装备的现代化对学生学业水平和教育公平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办学条件的优化必然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而办学条件的均衡就能够解决教育均衡性问题。如果我们是在未经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就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并坚信它，这便是典型的教育装备依赖现象。

　　一些国外的研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一个名叫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的美国学者应美国政府要求，为解决教育均衡问题在全美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调研。他收集了4 000多所学校60多万名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于1966年完成一篇长达285页的研究报告，被称为《科尔曼报告》。《科尔曼报告》表明：以前认为与学生成绩有关的因素，诸如班级规模、课本质量、学校设施、教师经验等对学生的学习影响都很小[1]。而“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了它与学生取得的成绩关系之间所有其他的变量。学生在学校75%的成功来源于其社会经济、家庭、文化背景”[2]。也就是说，该报告认为，影响学生学业和教育均衡性最重要的因素是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而教师的素质、设备条件和课程等都是不重要的。或许有人认为，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过去了，事过境迁，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情况。但是40年后，在2006年，另一个版本的《科尔曼报告》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问世，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教育公平的关注：“就在英国的家长们忙着为自己的子女挑选好学校的时候，一份由伦敦大学学院(UCL)和伦敦国王学院的调查证实了长期以来人们的一个观点：决定学生学业成败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他们就读的学校，而是父母所处的社会阶层。”[3]

　　英美的研究结论，与一些教育装备依赖者的常识之间发生了矛盾。或许还会有人认为，英美与中国的国情是不同的，西方的研究结论在我国未必适用。笔者认为，是否适用需要科学认真地研究，所以我们期待着中国的“科尔曼”出现。

　　2 教育装备依赖的心理因素

　　对教育装备的依赖在本质上是对客观条件或环境的依赖，这与人的“场依存型”心理特征、心理取向有很大关系。2009年4月11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侯玉波教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文津讲坛”上作了《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的报告[4]。报告中讲述了他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西方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方面所作的研究的成果，并介绍了通过一个名为“棒框实验”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中国人具有典型的场依存型特征，而西方人具有典型的场独立型特征。在这个著名的心理实验中，被试进入一个全黑的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可以改变放置角度的发光方框，被试手中则握着一个发光的短棒，并且要求将短棒保持在与地面垂直的状态。奇迹出现了，几乎所有中国人手中短棒的方向与发光方框的倾斜方向有关，他们总要根据方框放置的角度来确定手中短棒的方向。这种依赖参照物来判断和决定事物的心理特征称为场依存型。同时，几乎所有西方人手中的短棒能够保持垂直地面，而与方框是否倾斜无关，他们不去关心参照物。这种不依赖参照物来判断和决定事物的心理特征称为场独立型。在这个报告中，侯玉波教授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们拿一张画有5个人的画像给人们观看—画像中间的人在笑，而旁边的4个人在哭—要求观看者对画像上中间笑的人作评论。西方人认为这个笑的人心情很好，他很快乐;而中国人则认为这个笑的人是“傻帽儿”，因为别人都在哭，他还在傻笑。这些实验都有力地证明了，具有场依存型心理特征的中国人，在判断事物和处理问题时对环境条件存在非常强烈的依赖性。

　　所以，当人们不是认真科学地去研究问题，在没有充分审视教育装备教学适应性的情况下，轻易地相信教育装备在教学中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造成教育装备依赖时，正是场依存型心理在作祟。教育装备依赖会造成对教育装备投入的盲目性，因而产生教学系统不适应、无效以及浪费现象。中国是个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强国;中国的GDP排世界第二，但人均GDP还仅排在第87位[5]，还容不得浪费。教育装备依赖与教育技术依赖都是人们在教育教学领域中对客观条件(物与技术)寄予了超过现实的期望。教育装备作为教学系统的工具或媒体部分，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且永远不会居于主体地位。在教学系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总希望让教育装备发挥教学系统中主体的作用，而取代系统的主体—教师。例如，斯金纳的教学机器、各种各样的智能教学软件、网络视频教学平台等。人们夸大了它们的作用，但它们永远不可能取代教师，这是由教育的本质决定的。教育的本质在于教育的存在价值，而教育的存在价值由教育的两大功能来体现，即教人做人和教人做事，缺一不可。信息技术教育专家郭善渡先生(全国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兼机器人学组负责人)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教育这个事，必须由真人来做。”

　　3 教育的“贫”与“富”

　　在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澄清，以利于在这方面的研究达成共识。《刘良华家庭教育讲演录》在提出“‘科尔曼报告’：影响孩子成绩的主要因素不是学校，而是家庭”的观点之后作了这样一段描述：“2005年，一则‘大款夫妇为教育女儿装穷17年’的消息引起中国教育界的普遍关注……这样的‘欺骗’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构成某种伤害。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再富不能富孩子’的特殊的案例。”[6]《科尔曼报告》在时间、空间以及变量选择方面是有局限性的，对于教育，中国有“再穷不能穷孩子”的思想，它与这个“再富不能富孩子”的矛盾现象，说明科尔曼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国情的不适用，即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决定中国学生学业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科尔曼的两个研究结论是：第一，教育的均衡性仅与学生家庭的经济地位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第二，学生的学业水平仅与学生家庭的经济地位呈高度正相关。笔者在本文中强调了科尔曼的第一个结论对中国有可能是适用的，即想仅依赖教育装备等教育教学条件的均衡配备来达到教育的均衡可能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而笔者同时认为，科尔曼的第二个结论对中国有可能是不适用的，即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学生的学业水平并非依赖家庭的经济地位。所以，“再穷不能穷孩子”是作为国家为每一个孩子都提供均衡的学习条件与环境的一种承诺与期许;而“再富不能富孩子”则是作为家庭为激励孩子奋发读书使学业达成而励志的一种方法与策略。

　　4 结束语

　　对于教育装备依赖现象的分析其实还应考虑诸多方面的问题，例如：教育装备依赖现象是否严重;研究它是否重要;产生教育装备依赖的原因还有哪些;解决教育装备依赖的方法是什么;等等。笔者仅仅提出了这一现象，并做了简单的心理方面的分析，只是想通过本文引起业内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共同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1] 高慎英,刘良华.有效教学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

　　[2] [美]Cruickshank.教学行为指导[M].时绮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3] 英国:决定学业成败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学校而是家庭住址[N].中国教师报,2006-3-17.

　　[4] 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线讲座[EB/OL].http://vod.nlc.gov.cn/show.php?id=407.

　　[5] 新华网发展论坛[EB/OL].http://forum.home.news.cn/thread/97653921/1.html.

　　[6] 刘良华.新父母学校:刘良华家庭教育讲演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